第431节 九月风暴 5
苏军继续跟日军大打出手，这让中方高层和南京军又惊又喜并且求之不得，毕竟苏军继续跟日军开战，中方统帅部和南京军都获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腾出手完成很多迫在眉睫的事情。为了向关键时候没有朝秦暮楚、难得言而有信的日本人表达“谢意”，蒋纬国命令南京军再次向日本关东军送去一批军械弹药，虽然不算庞大，但确实比上次多得多。蒋纬国此举当然不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日军在黑西战场上撑得越久、打得越狠，对南京军而言自然也是好事。虽然南京军和日军没有真正地并肩作战，但敌人毕竟是同一个。
九月中旬，齐齐哈尔战场上，兵临城下的苏军和死守城市并且准备展开大反击的日军同时大规模地增兵。苏军除第57军，第56军、第57军、第58军、第59军等部队也纷纷投入齐齐哈尔战场（第55军已经在库伦战场被南京军基本击溃），不止如此，苏军的外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乌拉尔军区、中亚军区齐齐接到命令，调遣军区精锐部队、军械、物资用于增援远东方面军，使得齐齐哈尔战场上的苏军累计拥有超过60个师、30多个旅的强大军力，总兵力超过55万，另外，苏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再次往远东前线运输了超过3万吨炮弹、1万多吨炸弹、2万多吨燃料、2000多辆汽车、400多辆坦克、600多辆装甲车、500多门火炮、300多架飞机等。斯大林打算“一战定乾坤”，重创东北地区日军的主力，让苏军在黑龙江省西部和北部彻底地站稳脚，然后再调过头收拾中国军队。斯大林这么决定，一是日本人拒绝议和停战，让苏军难以从日苏战场上抽出身，二是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是出师有名的，苏联当局需要时间进行“政治缓冲”，所以当务之急是一举击败日军。
日军也针锋相对地积极备战，黑龙江省的第2、第4师团全部参战，吉林省的第6师团只留下两个大队，其余部队全部参战，辽宁省的第9、第18师团也都只留下一个加强大队，其余部队全部参战，朝鲜的第5师团抽调了一个旅团以及师团的战车联队、重炮联队、炮兵联队、骑兵联队前往黑龙江省参战，天津的第14师团和上海的第3师团都抽调了一个旅团前往黑龙江省参战，另外，日军在本土重建的第8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也全部参战，使得参战日军总兵力超过35万（日军在开战后大规模地武装其在东北的侨民，获得十万余后备兵员），另有七八万伪满军协同作战。日军的重型武器虽然不如苏军，但也比较的强劲，拥有战车联队5个、重炮联队7个、炮兵联队14个，飞机超过800架，具备跟苏军决战的实力。关键时候，德国和中国这两大“朋友”没有只是喊口号给日本人加油，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希特勒大笔一挥，一次性支付给日本五千万美元的军费，蒋纬国也大方无比地掏出了一百万美元给日军，但希特勒和蒋纬国一起要求（其实是蒋纬国的主意，希特勒相当的赞同）日军“起码杀伤十万苏军”，并且派去军事观察员进行“督战”，不止如此，蒋纬国还特地派遣了100多架国军的bf-109战斗机帮助日军跟苏军打空战。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吃够了中国空军的bf-109战斗机的苦头，日军所有战斗机都不是bf-109的对手，三国联盟建立后，日本人曾想跟德国人购买bf-109以及该飞机的设计图纸、生产线，但遭到德国人的拒绝（这是蒋纬国强烈要求的），德国人的理由是“bf-109是陆战飞机而不是海战飞机，日本军队以后的发展重心是海军，在海军上，日本需要什么技术，德国都会倾囊而授，但陆军上完全不行，发展陆军是中国朋友的事”。得到蒋纬国援助的09后，日军士气大振，高层更是兴奋不已。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国军的bf-109都把青天白日军徽涂成了旭日军徽，伪装成日军飞机参战。蒋纬国这么做，一是“帮助”日本人，毕竟日本人把苏联人杀得越狠，对中国就越是好事，二是借助实战来锻炼国军飞行员，中国空军正在大建设、大发展，飞机越来越多，还具备了自产和仿造飞机的能力，但飞行员的培训比生产制造飞机更加的不容易，特别是具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更加金贵，真正的王牌飞行员不是训练出的，而是实战出的，一百多架bf-109配备了五百多名年轻的飞行员，他们会在实战中轮番上阵，加快自己成长。
这场齐齐哈尔会战，对于苏军而言是不应该打的，甚至显得没必要，苏军想要从日苏战争中抽身，只需要整顿秩序，转攻为守、边战边退，缓缓地撤离黑龙江省即可，日军即便进行全线追击，也难以重创苏军（实际上，日军也不想真的跟苏军大战到底，东京高层希望苏军“识相地”撤离黑龙江省，日军自然“只追不击”），但斯大林因为心情过度恶劣导致理智被怒火冲昏头，加上布柳赫尔的军情报告夸大了前线苏军的乐观处境，使得斯大林高估前线战局，所以命令布柳赫尔在齐齐哈尔会战中一举击败日军；另一方面，苏军即便撤离了，不跟日军打了，然后调头打南京军，也难以保证日军会不会到时候在苏军背后下手，让苏军再次陷入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中，所以，苏军打响这场齐齐哈尔会战，也是出于一种“把日军、南京军逐个击破”的想法，使得此战的爆发存在着一定的或比较大的必然性。
九月底时，交战双方投入兵力高达100万的“日苏齐齐哈尔会战”爆发。中国东北的黑土地上，日本人和苏联人展开着你死我活、山河变色的大战，这对中国人而言，此战堪称耻辱，不止如此，双方阵营里都有中国人，苏军那边有伪蒙军助战，日军这边有伪满军助战，作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分成两派跟着两个抢占这片土地的强盗打仗，确实是民族之耻，最为特殊的是，日军航空兵部队里还有作为“第五方”的中国人参战，即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虽然跟伪满军一样协助日军作战，但却不跟伪满军一样仆从于日军，而是日军的“友军”。
“作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参战双方都是外国人、虽然有中国人参加但却不是主要角色甚至充当可耻配角的同时又有真正的中国军人伪装成日军参战并承担英勇牺牲任务的齐齐哈尔会战。”这是中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的感慨。
日苏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军队也忙得不可开交。
南京军很忙，虽然不打仗，但处于随时打仗的状态中。武汉统帅部和南京军高层已经看得出来，苏军的意图是击败日军，然后回头打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南京军）自然要厉兵秣马、枕戈待旦。这场日苏大战，无外乎三种结果：一是苏军击败日军，回头跟南京军交战；二是苏军被日军击败，元气大伤，不得不全面退出（按照日军的实力，击败苏军是有可能的，但全歼苏军是很难的），三是日军苏军拼得两败俱伤。三种结果，南京军基本上都要出手的，第一种肯定出手迎战，不过，真的等待苏军击败日军后再打自己，未免太被动，所以南京军会在日军撑不住的时候果断出手，配合日军夹击苏军，第二种自然是好事，苏军被日军击败，不过，日军若击败苏军，自身肯定也损失惨重，南京军必然出手，追击苏军，获得更大战果，日苏鹬蚌相争，南京军渔翁得利，第三种是最好的结果，日军苏军都打得油尽灯枯，南京军更能从容不迫地对苏军进行“补刀”，并且东北地区的日军的实力一下子大减，也是大好事。
外蒙古被收复后（外蒙古分裂势力和外蒙古伪军还有残部，跟苏军同在黑龙江省战场），南京军大部队从容不迫地进入外蒙古，第77师驻守库伦，第74师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地机动游弋在外蒙古北部边境线上，监视国界线对面的苏军，第88师、第99师前往外蒙古最东部，当地处于黑龙江省西部和察哈尔省东北部之间，第88师、第99师随时准备参加日苏大战（日本人不允许南京军进入东北三省），同时，第101师和第200师也进入外蒙古，两个师化整为零，承担前面四个主力师的后勤运输工作，同时执行安抚外蒙古百姓、修路、建机场任务。
由于日本人给南京军争取到了宝贵时间，让南京军“消化”外蒙古的工作和战备事务都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外蒙古总面积高达156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却只有区区的七八十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治理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发展外蒙古传统而固有的畜牧业（外蒙古耕地很少，不适合发展农业），再发展外蒙古的采矿业、冶金业、初步的现代化工业、商业等（外蒙古资源十分丰富，铁矿约20亿吨，铜矿20多亿吨，石油超过11亿吨，煤矿约3000亿吨等等），多多修路、建学校、建医院、建工厂、办银行、加大内地和外蒙古的贸易来往等，只要进行投资并且宏观调控得当，足以让外蒙古民众在不长时间内就过上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毕竟人太少了，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却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外蒙古位于中国边疆，国界线外就是上百年来对外蒙古一直垂涎三尺的北极熊。开发和经营外蒙古，蒋纬国能直接学习先辈徐树铮，徐树铮当年在外蒙古就搞得有声有色的，他认为，治理外蒙古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外蒙古官民对中华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所以他在外蒙古开办学校，教授汉语和蒙语的中华历史，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教化第一”，在经济上，他主张扩大外蒙古传统的畜牧业，为全国提供牛羊肉，也为军队提供军马，他还发展屯垦事业，兴办工商盐铁林矿等各种事业，鼓励外蒙古牧民改为定居生活，创办报纸、调查矿产、筹备铁路、修建医院，使得外蒙古的现代化事业有序展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命令驻外蒙古的部队引种天津大白菜，结果十分成功，从此大白菜成了外蒙古居民的家常菜，不过，徐树铮在外蒙古的时间总共不到三个月，加上内地爆发内战，他本人也“身在漠北，心在北平”，随着他的离去，他的心血戛然而止。
徐树铮对外蒙古的治理在整体上是很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屯垦，外蒙古基本是草原，适合放牧，如果强行把草原屯垦成农田，虽然一时间增大了农业产粮，实际上本末倒置，因为此举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被强行变成农田的草原很快会变成荒漠，最终变成沙漠，并且此举也损害了外蒙古广大牧民的利益，另外，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对待当地王公贵族、喇嘛僧侣的态度过于粗暴强硬，不顾其传统的宗教文化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导致外蒙古上层集团很有怨言（在后世的蒙古国，由于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徐树铮变成了蒙古国家喻户晓的恶人、侵略者，蒙古国作家写到徐树铮时基本上都将其塑造成一个邪恶的、残暴的外国侵略者头子）。只不过，蒋纬国眼下治理外蒙古却没有徐树铮那么费劲，他当然不会搞屯垦，因为那是错的，外蒙古不适合发展农业，蒋纬国顺其自然，发展畜牧业就行了；至于外蒙古的“上层集团”，他们以前是徐树铮的阻力来源，现在则不会成为蒋纬国的阻力来源，因为他们都死得差不多了。蒋纬国真想“感谢”乔巴山，他在统治外蒙古时大开杀戒，把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喇嘛僧侣都杀得七七八八了，即便是外蒙古的活佛，也遭到他的毒手，所以，外蒙古此时不存在传统的“王公贵族阶层”，外蒙古此时的上层集团就是乔巴山团伙，乔巴山把外蒙古“清洗得干干净净”，蒋纬国再把乔巴山团伙斩草除根，那么，蒋纬国手里的外蒙古就是一片“非常干净的地方”，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上层集团、传统势力了。蒋纬国治理这么一片“非常干净的地方”，自然是神清气爽、大展拳脚，因为牛鬼蛇神都被铲除了。
除了有系统地把徐树铮当年的措施和经验进行补救和发扬光大，已经颇有行政经验的蒋纬国知道要加强哪些地方才能真正地让外蒙古变成中国永远不会被分裂的领土，一是永久驻军，二是成立有效的行政机构，三是推广教化工作，四是给广大外蒙古百姓实惠，好好地发展外蒙古的经济，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让外蒙古和内地互利双赢、共同进步，五是同化。外蒙古这么大，人口却这么少，显然，这里可以居住更多的人，并且是汉族人。蒋纬国打算，花三年时间从内地向外蒙古移民（汉族人）一百万，彻底地让汉蒙两族在外蒙古变成一家人，同时，外蒙古的居民增加了，也能促进外蒙古的开发和进步，人毕竟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因素。
第77师等南京军部队在外蒙古顺利得手时，第17师也在西北征途上所向披靡。
第17师早在8月中旬就移师到了西安，坐镇陕南的第34集团军司令胡宗南不敢懈怠，亲自迎接了率领第17师抵达西安的军长陈明仁和师长冯治安。在欢迎宴会上，陈明仁特地向胡宗南敬酒：“胡钧座，此次我部奉委员长命令，远征西域，路途千里，艰苦卓绝，并且沿途的宁甘青三省都是马家军的地盘，此次作战之难度，无需多言。可以说，胡钧座您就是我们的背后支柱了！此次作战，成败关键不在于我们，而在您啊！”
胡宗南感慨地道：“子良啊，这些不用你说，我心里明白。当年左公（左宗棠）率领七万湖湘子弟兵收复新疆，抬棺西征，一路风霜险恶，令我等后人观读史书都为之不寒而栗，如今你们重走左公之路，我等为之肃然起敬，岂敢不鼎力相助？更何况，你我都是党国军人，这些都是分内之事，子良不必多言！”
陈明仁感动地道：“这么说，胡钧座愿意鼎力相助我部了？”
胡宗南连连点头：“当然！当然！”
陈明仁也点点头，然后话锋一转：“那好，请胡钧座将你部一半的重武器、弹药以及大部分的汽车、驮畜都转给我部。”
正在喝酒的胡宗南差点儿被酒水呛到，他随即醒悟，自己上了陈明仁的大当。
在胡宗南的极度不情愿和极度懊恼中，第17师毫不客气地把第34集团军来了一个“清仓大处理”，半抢半要地拿走了第34集团军一半的重武器和弹药，以及几乎全部的汽车和驮畜，顺便还把第34集团军在西安一带的几座军械库都搜罗一空。对此，冯圣法有些不安，他问陈明仁：“军座，咱们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了？”陈明仁冷哼一声，“这个所谓的‘天子门生第一人’反正不干实事，那些枪炮弹药汽车骡马放在他手里也是浪费！我们就要长途作战，拿了，既是天经地义也是物尽其用！”
冯圣法艰难地道：“可是...胡宗南毕竟是委员长最宠爱的学生和心腹爱将，我们这么做，他肯定背后打我们的小报告。”
陈明仁哈哈一笑：“我的冯师座，我们的后台是谁？是二公子！胡宗南在委员长心里能比得上二公子？再说，我们拿下新疆，委员长‘龙颜大悦’，嘉奖我们还来不及，怎么会处罚我们？”他收起笑容，神色认真地道，“军械物资多多益善，我们这么做也是为更好地完成收复失地的任务，并且让弟兄们少流一些血，只要能做到这两点，我就是受处罚也值了！”
第17师从山西移师到陕西的路上会经过河南，经过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地盘，最后进入胡宗南的地盘。陈明仁依次见到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时都故意地套他们的话，到了西安，他先是“抢了”胡宗南大批的军械物资，同时命令在后面负责后勤事务、后续部队的副军长陈安宝，对蒋鼎文和汤恩伯也“下手”，抓住他们的话柄，强行索要大批的军械物资。对此，蒋纬国和汤恩伯都跟胡宗南一样哑巴吃黄连，他们即便向蒋介石告终，也没办法“讨回公道”，因为陈明仁是蒋纬国的人，蒋介石当然不会处罚陈明仁，再加上第17师确实需要那些军械物资，所以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17师一路从山西开拔到陕西，顺便敲了一路竹杠。靠着这个办法，第17师的军械弹药和军用物资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战备辎重因此而更充足。
8月18日晚上，第17师正式从西安出发，为了保密，全师昼伏夜行，并且对外使用的是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第1军的番号，一路飞沙走石、风尘滚滚。全师三万余官兵，有的坐汽车，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全速地一路向西，轮番休息，换人不换车，人歇车不停，三天内行军两百多公里，从陕西省进入甘肃省，抵达甘肃省东南部的天水，马家军接应部队已经在这里等待着了。
马家军常年盘踞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三省（也曾向新疆、西藏等临近省份进行过扩张），是回族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主要首脑共有四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并称“西北四马”，不过，因为马步青的实权已经被马步芳架空了，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西北三马”。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地盘主要在青海省，也控制着少部分的甘肃省、藏区，马步青、马步芳是兄弟俩；马鸿逵的地盘主要在宁夏省（此时的宁夏省比后世要大得多，还包括后世内蒙古西部地区），马鸿宾的地盘主要在甘肃省（甘肃省不完全是马鸿宾的地盘，国民政府在甘肃省占据着主要统治权，马鸿宾只是分一杯羹，他的势力也有部分是在宁夏省，但遭到马鸿逵的排挤），马鸿逵和马鸿宾不是兄弟俩，两人的父亲是兄弟俩。对于马家军，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打击，一是因为他鞭长莫及、分身乏术，二是马家军不反对蒋介石，三是马家军的政治意图就是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马家军不反蒋介石、不反国民政府，更没有桂系那种问权中央甚至取代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并且，马家军素来积极地追随蒋介石“剿共”，蒋介石对此很满意，所以对马家军称霸西北采取默认态度。不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一国领袖，蒋介石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实质性统一全国是他此时的目标。
接应第17师的马家军人员是“四马”里的马步青和马鸿宾，马步芳、马鸿逵并没有来，原因也很简单，在青海马家军集团里，马步青虽然是马步芳胞兄，但在权力斗争中输给弟弟，沦为了一个木偶傀儡，此次，南京军精锐之师开进西北，难免“来者不善”，马步芳也怀疑自己亲自过去接应会有去无回，所以就派出亲哥哥出面，这样，一来表示隆重，毕竟亲哥哥在名义上分量很重，二来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也是马步青倒霉；马鸿逵跟马步芳是一样道理，猜忌南京军，不敢亲自过来；至于马鸿宾，他没法躲，他的势力大部分在甘肃，他还是此时甘肃省主席，作为甘肃“地主”，不对经过甘肃的中央大军尽到“地主之谊”显然说不过去。
一番双方都没有当真的客套话后，陈明仁直奔主题：“马督办（马步青，此时是河西走廊的交通督办，负责修建河西走廊的公路）、马主席（马鸿宾），宁甘青出动了多少人马？”
“四个骑兵旅。”马步青回答道，“两万骑兵。”他随即补充道，“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另外，中央要求的三万多匹驮畜、一万多头牛羊在准备中，预定期限内肯定全部就位。”
陈明仁点点头：“辛苦了。”他随即乘车巡视了一下在天水郊区集结着的马家军四个骑兵旅，确实都是精锐，战马健壮、骑兵彪悍，装备也很令人满意，重武器不多，但轻武器一应俱全。
“看来，四马没有糊弄我们。”冯圣法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那当然。”陈明仁轻哼一声，“二公子可是下了血本的。”
西北和新疆自然是骑兵大展拳脚的理想舞台（也是装甲兵的理想舞台，就像隆美尔在北非，但南京军目前没有那个本钱），所以，为了让这场远征新疆的军事行动不受到马家军反对或阻挠，得到马家军的配合、马家军骑兵的助战、马家军提供驮畜以及用于肉食的牛羊，蒋纬国确实下了血本，用几百万美元喂饱了四马，邀请马家军出动“得力部队”协助南京军，为防止马家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用老弱病残进行敷衍，蒋纬国额外进行了悬赏，马家军出动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杀敌越多，四马就能得到越多的资金奖励（一颗敌军人头价值五十美元）。很显然，四马若用老弱病残兵卒进行敷衍，肯定没法在战场上赚到蒋纬国更多的钱，所以确实都出动了精锐部队（肯定不是他们全部的精锐）。四个骑兵旅，两个来自马步芳和马步青（其实就是来自马步芳），一个来自马鸿逵，一个来自马鸿宾，都是骁勇劲旅。三万半机械化的南京军，再加上马家军的这两万精锐骑兵，一举平定新疆的胜算自然大大增加了。
河西走廊上，马蹄隆隆，大军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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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齐齐哈尔战场上，兵临城下的苏军和死守城市并且准备展开大反击的日军同时大规模地增兵。苏军除第57军，第56军、第57军、第58军、第59军等部队也纷纷投入齐齐哈尔战场（第55军已经在库伦战场被南京军基本击溃），不止如此，苏军的外贝加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乌拉尔军区、中亚军区齐齐接到命令，调遣军区精锐部队、军械、物资用于增援远东方面军，使得齐齐哈尔战场上的苏军累计拥有超过60个师、30多个旅的强大军力，总兵力超过55万，另外，苏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再次往远东前线运输了超过3万吨炮弹、1万多吨炸弹、2万多吨燃料、2000多辆汽车、400多辆坦克、600多辆装甲车、500多门火炮、300多架飞机等。斯大林打算“一战定乾坤”，重创东北地区日军的主力，让苏军在黑龙江省西部和北部彻底地站稳脚，然后再调过头收拾中国军队。斯大林这么决定，一是日本人拒绝议和停战，让苏军难以从日苏战场上抽出身，二是中国军队收复外蒙古是出师有名的，苏联当局需要时间进行“政治缓冲”，所以当务之急是一举击败日军。
日军也针锋相对地积极备战，黑龙江省的第2、第4师团全部参战，吉林省的第6师团只留下两个大队，其余部队全部参战，辽宁省的第9、第18师团也都只留下一个加强大队，其余部队全部参战，朝鲜的第5师团抽调了一个旅团以及师团的战车联队、重炮联队、炮兵联队、骑兵联队前往黑龙江省参战，天津的第14师团和上海的第3师团都抽调了一个旅团前往黑龙江省参战，另外，日军在本土重建的第8师团、第11师团、第12师团也全部参战，使得参战日军总兵力超过35万（日军在开战后大规模地武装其在东北的侨民，获得十万余后备兵员），另有七八万伪满军协同作战。日军的重型武器虽然不如苏军，但也比较的强劲，拥有战车联队5个、重炮联队7个、炮兵联队14个，飞机超过800架，具备跟苏军决战的实力。关键时候，德国和中国这两大“朋友”没有只是喊口号给日本人加油，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希特勒大笔一挥，一次性支付给日本五千万美元的军费，蒋纬国也大方无比地掏出了一百万美元给日军，但希特勒和蒋纬国一起要求（其实是蒋纬国的主意，希特勒相当的赞同）日军“起码杀伤十万苏军”，并且派去军事观察员进行“督战”，不止如此，蒋纬国还特地派遣了100多架国军的bf-109战斗机帮助日军跟苏军打空战。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吃够了中国空军的bf-109战斗机的苦头，日军所有战斗机都不是bf-109的对手，三国联盟建立后，日本人曾想跟德国人购买bf-109以及该飞机的设计图纸、生产线，但遭到德国人的拒绝（这是蒋纬国强烈要求的），德国人的理由是“bf-109是陆战飞机而不是海战飞机，日本军队以后的发展重心是海军，在海军上，日本需要什么技术，德国都会倾囊而授，但陆军上完全不行，发展陆军是中国朋友的事”。得到蒋纬国援助的09后，日军士气大振，高层更是兴奋不已。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国军的bf-109都把青天白日军徽涂成了旭日军徽，伪装成日军飞机参战。蒋纬国这么做，一是“帮助”日本人，毕竟日本人把苏联人杀得越狠，对中国就越是好事，二是借助实战来锻炼国军飞行员，中国空军正在大建设、大发展，飞机越来越多，还具备了自产和仿造飞机的能力，但飞行员的培训比生产制造飞机更加的不容易，特别是具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更加金贵，真正的王牌飞行员不是训练出的，而是实战出的，一百多架bf-109配备了五百多名年轻的飞行员，他们会在实战中轮番上阵，加快自己成长。
这场齐齐哈尔会战，对于苏军而言是不应该打的，甚至显得没必要，苏军想要从日苏战争中抽身，只需要整顿秩序，转攻为守、边战边退，缓缓地撤离黑龙江省即可，日军即便进行全线追击，也难以重创苏军（实际上，日军也不想真的跟苏军大战到底，东京高层希望苏军“识相地”撤离黑龙江省，日军自然“只追不击”），但斯大林因为心情过度恶劣导致理智被怒火冲昏头，加上布柳赫尔的军情报告夸大了前线苏军的乐观处境，使得斯大林高估前线战局，所以命令布柳赫尔在齐齐哈尔会战中一举击败日军；另一方面，苏军即便撤离了，不跟日军打了，然后调头打南京军，也难以保证日军会不会到时候在苏军背后下手，让苏军再次陷入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不利处境中，所以，苏军打响这场齐齐哈尔会战，也是出于一种“把日军、南京军逐个击破”的想法，使得此战的爆发存在着一定的或比较大的必然性。
九月底时，交战双方投入兵力高达100万的“日苏齐齐哈尔会战”爆发。中国东北的黑土地上，日本人和苏联人展开着你死我活、山河变色的大战，这对中国人而言，此战堪称耻辱，不止如此，双方阵营里都有中国人，苏军那边有伪蒙军助战，日军这边有伪满军助战，作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却分成两派跟着两个抢占这片土地的强盗打仗，确实是民族之耻，最为特殊的是，日军航空兵部队里还有作为“第五方”的中国人参战，即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他们虽然跟伪满军一样协助日军作战，但却不跟伪满军一样仆从于日军，而是日军的“友军”。
“作为一名中国的历史学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参战双方都是外国人、虽然有中国人参加但却不是主要角色甚至充当可耻配角的同时又有真正的中国军人伪装成日军参战并承担英勇牺牲任务的齐齐哈尔会战。”这是中国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郭廷以的感慨。
日苏打得热火朝天，中国军队也忙得不可开交。
南京军很忙，虽然不打仗，但处于随时打仗的状态中。武汉统帅部和南京军高层已经看得出来，苏军的意图是击败日军，然后回头打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南京军）自然要厉兵秣马、枕戈待旦。这场日苏大战，无外乎三种结果：一是苏军击败日军，回头跟南京军交战；二是苏军被日军击败，元气大伤，不得不全面退出（按照日军的实力，击败苏军是有可能的，但全歼苏军是很难的），三是日军苏军拼得两败俱伤。三种结果，南京军基本上都要出手的，第一种肯定出手迎战，不过，真的等待苏军击败日军后再打自己，未免太被动，所以南京军会在日军撑不住的时候果断出手，配合日军夹击苏军，第二种自然是好事，苏军被日军击败，不过，日军若击败苏军，自身肯定也损失惨重，南京军必然出手，追击苏军，获得更大战果，日苏鹬蚌相争，南京军渔翁得利，第三种是最好的结果，日军苏军都打得油尽灯枯，南京军更能从容不迫地对苏军进行“补刀”，并且东北地区的日军的实力一下子大减，也是大好事。
外蒙古被收复后（外蒙古分裂势力和外蒙古伪军还有残部，跟苏军同在黑龙江省战场），南京军大部队从容不迫地进入外蒙古，第77师驻守库伦，第74师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地机动游弋在外蒙古北部边境线上，监视国界线对面的苏军，第88师、第99师前往外蒙古最东部，当地处于黑龙江省西部和察哈尔省东北部之间，第88师、第99师随时准备参加日苏大战（日本人不允许南京军进入东北三省），同时，第101师和第200师也进入外蒙古，两个师化整为零，承担前面四个主力师的后勤运输工作，同时执行安抚外蒙古百姓、修路、建机场任务。
由于日本人给南京军争取到了宝贵时间，让南京军“消化”外蒙古的工作和战备事务都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外蒙古总面积高达156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却只有区区的七八十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治理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发展外蒙古传统而固有的畜牧业（外蒙古耕地很少，不适合发展农业），再发展外蒙古的采矿业、冶金业、初步的现代化工业、商业等（外蒙古资源十分丰富，铁矿约20亿吨，铜矿20多亿吨，石油超过11亿吨，煤矿约3000亿吨等等），多多修路、建学校、建医院、建工厂、办银行、加大内地和外蒙古的贸易来往等，只要进行投资并且宏观调控得当，足以让外蒙古民众在不长时间内就过上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毕竟人太少了，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却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外蒙古位于中国边疆，国界线外就是上百年来对外蒙古一直垂涎三尺的北极熊。开发和经营外蒙古，蒋纬国能直接学习先辈徐树铮，徐树铮当年在外蒙古就搞得有声有色的，他认为，治理外蒙古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外蒙古官民对中华的向心力和认同感，所以他在外蒙古开办学校，教授汉语和蒙语的中华历史，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教化第一”，在经济上，他主张扩大外蒙古传统的畜牧业，为全国提供牛羊肉，也为军队提供军马，他还发展屯垦事业，兴办工商盐铁林矿等各种事业，鼓励外蒙古牧民改为定居生活，创办报纸、调查矿产、筹备铁路、修建医院，使得外蒙古的现代化事业有序展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命令驻外蒙古的部队引种天津大白菜，结果十分成功，从此大白菜成了外蒙古居民的家常菜，不过，徐树铮在外蒙古的时间总共不到三个月，加上内地爆发内战，他本人也“身在漠北，心在北平”，随着他的离去，他的心血戛然而止。
徐树铮对外蒙古的治理在整体上是很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屯垦，外蒙古基本是草原，适合放牧，如果强行把草原屯垦成农田，虽然一时间增大了农业产粮，实际上本末倒置，因为此举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被强行变成农田的草原很快会变成荒漠，最终变成沙漠，并且此举也损害了外蒙古广大牧民的利益，另外，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对待当地王公贵族、喇嘛僧侣的态度过于粗暴强硬，不顾其传统的宗教文化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导致外蒙古上层集团很有怨言（在后世的蒙古国，由于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徐树铮变成了蒙古国家喻户晓的恶人、侵略者，蒙古国作家写到徐树铮时基本上都将其塑造成一个邪恶的、残暴的外国侵略者头子）。只不过，蒋纬国眼下治理外蒙古却没有徐树铮那么费劲，他当然不会搞屯垦，因为那是错的，外蒙古不适合发展农业，蒋纬国顺其自然，发展畜牧业就行了；至于外蒙古的“上层集团”，他们以前是徐树铮的阻力来源，现在则不会成为蒋纬国的阻力来源，因为他们都死得差不多了。蒋纬国真想“感谢”乔巴山，他在统治外蒙古时大开杀戒，把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喇嘛僧侣都杀得七七八八了，即便是外蒙古的活佛，也遭到他的毒手，所以，外蒙古此时不存在传统的“王公贵族阶层”，外蒙古此时的上层集团就是乔巴山团伙，乔巴山把外蒙古“清洗得干干净净”，蒋纬国再把乔巴山团伙斩草除根，那么，蒋纬国手里的外蒙古就是一片“非常干净的地方”，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上层集团、传统势力了。蒋纬国治理这么一片“非常干净的地方”，自然是神清气爽、大展拳脚，因为牛鬼蛇神都被铲除了。
除了有系统地把徐树铮当年的措施和经验进行补救和发扬光大，已经颇有行政经验的蒋纬国知道要加强哪些地方才能真正地让外蒙古变成中国永远不会被分裂的领土，一是永久驻军，二是成立有效的行政机构，三是推广教化工作，四是给广大外蒙古百姓实惠，好好地发展外蒙古的经济，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让外蒙古和内地互利双赢、共同进步，五是同化。外蒙古这么大，人口却这么少，显然，这里可以居住更多的人，并且是汉族人。蒋纬国打算，花三年时间从内地向外蒙古移民（汉族人）一百万，彻底地让汉蒙两族在外蒙古变成一家人，同时，外蒙古的居民增加了，也能促进外蒙古的开发和进步，人毕竟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因素。
第77师等南京军部队在外蒙古顺利得手时，第17师也在西北征途上所向披靡。
第17师早在8月中旬就移师到了西安，坐镇陕南的第34集团军司令胡宗南不敢懈怠，亲自迎接了率领第17师抵达西安的军长陈明仁和师长冯治安。在欢迎宴会上，陈明仁特地向胡宗南敬酒：“胡钧座，此次我部奉委员长命令，远征西域，路途千里，艰苦卓绝，并且沿途的宁甘青三省都是马家军的地盘，此次作战之难度，无需多言。可以说，胡钧座您就是我们的背后支柱了！此次作战，成败关键不在于我们，而在您啊！”
胡宗南感慨地道：“子良啊，这些不用你说，我心里明白。当年左公（左宗棠）率领七万湖湘子弟兵收复新疆，抬棺西征，一路风霜险恶，令我等后人观读史书都为之不寒而栗，如今你们重走左公之路，我等为之肃然起敬，岂敢不鼎力相助？更何况，你我都是党国军人，这些都是分内之事，子良不必多言！”
陈明仁感动地道：“这么说，胡钧座愿意鼎力相助我部了？”
胡宗南连连点头：“当然！当然！”
陈明仁也点点头，然后话锋一转：“那好，请胡钧座将你部一半的重武器、弹药以及大部分的汽车、驮畜都转给我部。”
正在喝酒的胡宗南差点儿被酒水呛到，他随即醒悟，自己上了陈明仁的大当。
在胡宗南的极度不情愿和极度懊恼中，第17师毫不客气地把第34集团军来了一个“清仓大处理”，半抢半要地拿走了第34集团军一半的重武器和弹药，以及几乎全部的汽车和驮畜，顺便还把第34集团军在西安一带的几座军械库都搜罗一空。对此，冯圣法有些不安，他问陈明仁：“军座，咱们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了？”陈明仁冷哼一声，“这个所谓的‘天子门生第一人’反正不干实事，那些枪炮弹药汽车骡马放在他手里也是浪费！我们就要长途作战，拿了，既是天经地义也是物尽其用！”
冯圣法艰难地道：“可是...胡宗南毕竟是委员长最宠爱的学生和心腹爱将，我们这么做，他肯定背后打我们的小报告。”
陈明仁哈哈一笑：“我的冯师座，我们的后台是谁？是二公子！胡宗南在委员长心里能比得上二公子？再说，我们拿下新疆，委员长‘龙颜大悦’，嘉奖我们还来不及，怎么会处罚我们？”他收起笑容，神色认真地道，“军械物资多多益善，我们这么做也是为更好地完成收复失地的任务，并且让弟兄们少流一些血，只要能做到这两点，我就是受处罚也值了！”
第17师从山西移师到陕西的路上会经过河南，经过蒋鼎文和汤恩伯的地盘，最后进入胡宗南的地盘。陈明仁依次见到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时都故意地套他们的话，到了西安，他先是“抢了”胡宗南大批的军械物资，同时命令在后面负责后勤事务、后续部队的副军长陈安宝，对蒋鼎文和汤恩伯也“下手”，抓住他们的话柄，强行索要大批的军械物资。对此，蒋纬国和汤恩伯都跟胡宗南一样哑巴吃黄连，他们即便向蒋介石告终，也没办法“讨回公道”，因为陈明仁是蒋纬国的人，蒋介石当然不会处罚陈明仁，再加上第17师确实需要那些军械物资，所以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17师一路从山西开拔到陕西，顺便敲了一路竹杠。靠着这个办法，第17师的军械弹药和军用物资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战备辎重因此而更充足。
8月18日晚上，第17师正式从西安出发，为了保密，全师昼伏夜行，并且对外使用的是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第1军的番号，一路飞沙走石、风尘滚滚。全师三万余官兵，有的坐汽车，有的骑马，有的骑自行车，全速地一路向西，轮番休息，换人不换车，人歇车不停，三天内行军两百多公里，从陕西省进入甘肃省，抵达甘肃省东南部的天水，马家军接应部队已经在这里等待着了。
马家军常年盘踞西北的宁夏、甘肃、青海三省（也曾向新疆、西藏等临近省份进行过扩张），是回族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主要首脑共有四人，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并称“西北四马”，不过，因为马步青的实权已经被马步芳架空了，所以有时候也被称为“西北三马”。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地盘主要在青海省，也控制着少部分的甘肃省、藏区，马步青、马步芳是兄弟俩；马鸿逵的地盘主要在宁夏省（此时的宁夏省比后世要大得多，还包括后世内蒙古西部地区），马鸿宾的地盘主要在甘肃省（甘肃省不完全是马鸿宾的地盘，国民政府在甘肃省占据着主要统治权，马鸿宾只是分一杯羹，他的势力也有部分是在宁夏省，但遭到马鸿逵的排挤），马鸿逵和马鸿宾不是兄弟俩，两人的父亲是兄弟俩。对于马家军，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打击，一是因为他鞭长莫及、分身乏术，二是马家军不反对蒋介石，三是马家军的政治意图就是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马家军不反蒋介石、不反国民政府，更没有桂系那种问权中央甚至取代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并且，马家军素来积极地追随蒋介石“剿共”，蒋介石对此很满意，所以对马家军称霸西北采取默认态度。不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一国领袖，蒋介石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实质性统一全国是他此时的目标。
接应第17师的马家军人员是“四马”里的马步青和马鸿宾，马步芳、马鸿逵并没有来，原因也很简单，在青海马家军集团里，马步青虽然是马步芳胞兄，但在权力斗争中输给弟弟，沦为了一个木偶傀儡，此次，南京军精锐之师开进西北，难免“来者不善”，马步芳也怀疑自己亲自过去接应会有去无回，所以就派出亲哥哥出面，这样，一来表示隆重，毕竟亲哥哥在名义上分量很重，二来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也是马步青倒霉；马鸿逵跟马步芳是一样道理，猜忌南京军，不敢亲自过来；至于马鸿宾，他没法躲，他的势力大部分在甘肃，他还是此时甘肃省主席，作为甘肃“地主”，不对经过甘肃的中央大军尽到“地主之谊”显然说不过去。
一番双方都没有当真的客套话后，陈明仁直奔主题：“马督办（马步青，此时是河西走廊的交通督办，负责修建河西走廊的公路）、马主席（马鸿宾），宁甘青出动了多少人马？”
“四个骑兵旅。”马步青回答道，“两万骑兵。”他随即补充道，“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另外，中央要求的三万多匹驮畜、一万多头牛羊在准备中，预定期限内肯定全部就位。”
陈明仁点点头：“辛苦了。”他随即乘车巡视了一下在天水郊区集结着的马家军四个骑兵旅，确实都是精锐，战马健壮、骑兵彪悍，装备也很令人满意，重武器不多，但轻武器一应俱全。
“看来，四马没有糊弄我们。”冯圣法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那当然。”陈明仁轻哼一声，“二公子可是下了血本的。”
西北和新疆自然是骑兵大展拳脚的理想舞台（也是装甲兵的理想舞台，就像隆美尔在北非，但南京军目前没有那个本钱），所以，为了让这场远征新疆的军事行动不受到马家军反对或阻挠，得到马家军的配合、马家军骑兵的助战、马家军提供驮畜以及用于肉食的牛羊，蒋纬国确实下了血本，用几百万美元喂饱了四马，邀请马家军出动“得力部队”协助南京军，为防止马家军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用老弱病残进行敷衍，蒋纬国额外进行了悬赏，马家军出动的骑兵部队在战场上杀敌越多，四马就能得到越多的资金奖励（一颗敌军人头价值五十美元）。很显然，四马若用老弱病残兵卒进行敷衍，肯定没法在战场上赚到蒋纬国更多的钱，所以确实都出动了精锐部队（肯定不是他们全部的精锐）。四个骑兵旅，两个来自马步芳和马步青（其实就是来自马步芳），一个来自马鸿逵，一个来自马鸿宾，都是骁勇劲旅。三万半机械化的南京军，再加上马家军的这两万精锐骑兵，一举平定新疆的胜算自然大大增加了。
河西走廊上，马蹄隆隆，大军如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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