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节 上海 4
俞鸿钧表情很淡然，没有丝毫的惊诧、紧张、惶恐，也没有惊慌失措，因为他跟华北的宋哲元一样，都对日本人这个德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他显得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说道：“首先，对于死难者，我方表示沉痛哀悼并愿给予慰问；其次，倘若我方在该事件中有责任，我方定当负责，倘若责任不在我方，我方亦要追究贵方责任。本田将军、冈本先生，你们已经看到了，事发地点在我方军队驻扎区地带，可以说，这里是军事禁区，但贵方人员无端闯入我方军事禁区，继而造成了该起不幸事件，依我之见…”
“胡说！”本田少将冷冷地打断俞鸿钧的话，“谁说这里是事发地点？也许是你们士兵在别处打死我方侨民，然后把尸体拖到这里来，从而伪造现场、推卸责任！”
“不错！”冈本季正振振有词，“被贵方无端逮捕的我方二人和被贵方无端打死的僧人，都是无辜的良善侨民！他们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为何要被囚禁、被杀害？而你们又以什么名义和理由对其进行囚禁和杀害？”
“郑团长！”杨虎显得十分怫然不悦地看着郑洞国，“为什么这样做？”
郑洞国辩解道：“我们看到这五个人形迹可疑地在机场附近转悠，就想进行调查和问话，那两个中国人的身上被搜出了间谍器材，证据确凿，他们也承认他们是受雇于日本人来刺探虹桥机场我方驻军情报的，另外，他们还招供那两个日本人是他们同伙，至于那个日本和尚，我们要求他过来接受问话时他却撒腿逃跑，我们命令他停下，但他置若罔闻，所以我方开枪，本打算打腿的，但不小心打中了他的腰部，造成他意外丧命。”
“这些都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罢了！根本不足为信！”本田少将不屑一顾。
“是的！”冈本季正立刻帮腔，“那两个中国人说了什么，都空口无凭，根本不能说明我方被扣押的两个侨民在从事间谍活动，至于那位僧人，他可能只是受到惊吓加上语言不同，所以惊慌逃离，结果被你们野蛮杀害！”
“本田将军、冈本先生，你们这样一口咬定，未免太武断了吧？”俞鸿钧神色冷淡，“事情真相究竟如何，需要贵我双方展开联合调查，还可以邀请第三方进行监督，黑是黑白是白，一切犹未可知，贵方就迫不及待地把责任都推到我方的身上，不得不令人产生别样猜测啊！”他话中带着一丝轻微的但又很明显的讥讽。受到蒋纬国“蝴蝶效应”的影响，中日战争虽然还是“如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正式爆发，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跟原先历史上的那场八年抗战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平津和河北省没被日军轻易得手，日军在平津战役中一败涂地，损兵折将万人，眼下的平津会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虽然中国陆军在地面上撑不住日本陆军的疯狂进攻，但中国空军在天空中表现神勇、斩获丰厚，打得日军航空兵灰头土脸，因为“开局很好”，所以中国各界的“惧日情绪”和“忧虑情绪”都相应地随之降低了很多，这种整体氛围落实到俞鸿钧这样的个人个体身上，自然而然，他面对日本人时腰板硬气不少。
“俞市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冈本季正气急败坏，“事实就在眼前，你们居然还想抵赖不承认？”
“冈本先生，贵方到底想怎么样？”俞鸿钧有点不耐烦。一个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再怎么不耐烦也不得不强颜欢笑，但一个强者（或是自认为强者的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不耐烦就直接不耐烦了。
“哼！”冈本季正单刀直入，“第一，贵方必须立刻释放被贵方无端逮捕和囚禁的我方侨民；第二，贵方必须出资厚葬我方遭戕害的那名宗教人士；第三，贵方必须要向我方公开道歉；第四，贵方必须惩办开枪杀人的军人和下达开枪命令的军官；第五，贵方必须就此事进行赔偿；第六，贵方在虹桥机场一带的驻军的人数、装备、驻军地点必须要受到我方限制；第七，贵方必须在该地区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第八，虹桥机场的防卫事务由双方共同负责；第九，在以虹桥机场为中心的上海市沪西区（长宁区）境内必须要设立由我方主导监查机构，密切调查本区内是否存在排日反日的民间势力或组织，发现后，我方有权将其取缔；第十…”
蒋纬国听得想笑，他想笑的原因是无需多言的，同时，他还为另一件事想笑：这究竟算怎么回事？中日两国的军队明明已经在华北前线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但在上海这里，双方好像还是正常邦交国一样。在平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共戴天，在上海，中国人和日本人居然还“相安无事”（虽说并非和睦相处，但也不是见面就要拼命）。之所以造成如此怪异的情况，一是中国没有对日宣战，只是开战，并且仅仅是局部开战而已，二是日本没有对华宣战（具体原因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因此两国还处于“正常邦交状态”，东京有中国驻日大使馆，南京有日本驻华大使馆。双方各有各的顾忌，所以，虽然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磨刀霍霍的动作只放在台面下，台面上依旧笑里藏刀地互相应付。另一方面，在华北、平津前线，日本主动进攻、中国被动防御，但在华东、淞沪前线，则是中国主动进攻、日本被动防御（起码在初期是这样）。俞鸿钧、杨虎等人与本田忠雄、冈本季正等人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时，蒋纬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心知肚明没必要继续浪费口舌，反正过几天后国军就要拿上海的这帮小日本开刀了，跟快死的人还较什么劲？
实际上，蒋纬国并不在双方争执现场，他在隔壁房间里，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因为中宣部、《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官方宣传机构和官方喉舌媒体的大肆宣传，搞得蒋纬国“名满天下”（没办法，他的大幅照片连续好几天都是官方媒体报纸的首页头条），再加上他是蒋二公子，树大招风，如果在上海这边公然露面，确实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在日本人面前，更会带来麻烦，日本人肯定会通过蒋纬国出现在上海而进行情报推测。
这件事随即让蒋纬国吃了一惊，他吃惊的是：在民国这种没有网络、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的年代，新闻传播消息却比后世还快（也许是因为“更自由”的原因）。当双方高层还在为这件事互相扯皮的时候，《申报》、《大公报》等著名报社的上海分社已经在下午紧急刊发了专门报道这起“虹桥机场事件”的号外（号外是报社为报道重大突发事件而临时印发的新闻报纸），事件在当天中午就传遍了上海，一时间，整个上海人尽皆知，闹得沸沸扬扬。
下午两点多，上百名在沪的日本侨民聚集在虹桥机场门口，情绪激动地高呼各种口号。虽然蒋纬国跟众官兵都听不懂日语，但也差不多明白，这些日侨无非就是在抗议中国军队“滥杀无辜、乱捕乱抓”。眼下，中日两国在实质上已经是交战国、敌对国，虽然两国高层为了深层目的而“一边全力动手一边继续保持笑脸”，但两国基层民众的思维是直线的，都知道本国军队正在华北前线与对方国家的军队打得死伤无数，两国报纸从七七事变开始就在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华北战事，虽然新闻报道的宗旨是“客观、公正、准确”，但撰写新闻内容的毕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字里行间都会带上倾向于本国的感情色彩，自然而然，两国基层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敌对情绪早就被鼓动得极度高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虹桥机场事件肯定是不可能像正常意外事件那样处理了。
聚集在虹桥机场门口的日侨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多，增多的数量和人增多时的速度让蒋纬国有九成九把握能够肯定背后是有人在组织操控，到三点多的时候，已有千余名日侨，把虹桥机场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叽里呱啦、声嘶力竭、群情激奋地喊着各种日语口号，事态大有一发不可收拾和随时失控的趋势。“快！”杨虎闻讯后急忙命令郑洞国，“快让你的部下把枪膛里的子弹都给我退了！”
“这…”郑洞国有点迟疑，他明白杨虎的用意，但感到犹豫，因此望向蒋纬国。
“杨钧座，有必要吗？”蒋纬国不大乐意，“这里是中国国土，我们是中国军队，况且，虹桥机场不是日租界，而是我军的军事设施，是军事禁区，如果外国人冲击我国的军事禁区，我军开枪是天经地义的。”
“二公子，你别开玩笑了！”杨虎冷汗涔涔，“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军队是不能对平民开枪的！”
“那些是日本平民！”
“对啊，正因为是日本人，所以更麻烦呀！”
“万一他们强闯机场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纬国略微讥讽道。
“组成人墙来阻挡，顶多顶多用枪托木棍什么的，开枪是万万不行的。”杨虎焦躁不已，他知道蒋纬国可以有恃无恐，他自己是做不到的，并且，上海真出什么事，背黑锅的就是他。
蒋纬国虽然对杨虎这种“怕事作风”很不以为然，但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的，确实“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地道还没挖好，现在就开战，会打乱全盘计划。打定主意后，蒋纬国对郑洞国点点头：“桂庭大哥，杨军座言之有理。”
郑洞国也点头：“嗯，我明白了。”他随后出去下达了“全体官兵退子弹”的命令。
尽管杨虎、郑洞国、蒋纬国因为不同原因而进行了忍让克制，但事与愿违，事情还是失控得一发不可收拾。当日侨们把虹口机场大门围堵得水泄不通时，越来越多的闻风出动的上海市民也朝着这边赶来，声援本国军队。虹桥机场事件已经传遍全上海，上海市民们坚信不疑这起事件又是日本人在找茬挑衅，上海日侨们则深信不疑这起事件“又是支那人在逞凶滋事”，受到战争刺激，日本民众群情激奋，中国民众同样群情激奋，陆续好几千上海市民抵达至虹口机场大门外，大部分都是热血的青年学生，也有很多同样热血爱国的市民。现场立刻笼罩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极其浓烈的敌对气氛中，集会的日侨们和集会的中国民众列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起初各喊各的口号，然后是互相对喊口号，最后发展成互相对骂，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汉语日语的骂声浪潮。
“大家都冷静点！”杨虎急忙出面，对赶来的上海市民们发表讲话，“大家要相信政府！这件事，政府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杨将军！我们不能再后退！”一个男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地道，“不能再对日本人妥协！宋哲元将军、薛岳将军、汤恩伯将军、杜聿明将军他们已经在华北跟日本人浴血奋战，捍卫国土和国家主权，为什么我们在上海却还要继续对日本人忍气吞声？”
“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把日本人都赶出上海！赶出中国！”“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已经在全面侵略我们中国，我们居然还跟他们共处一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岂有此理！”“平津的同胞们要是知道我们上海人还跟日本人相安无事，会是何等的齿冷心寒？”“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地抗击日寇！为什么平津已经抗战，上海却还一片歌舞升平？”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反问杨虎，越说越激动。
“这个…”杨虎哑口无言，因为造成这种怪异现状的原因确实不太好回答，更何况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解释。
说话间，几个日本人从虹桥机场内冠冕堂皇地走出，其中两人就是被扣押的日本间谍。放了这两人，是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一，杨虎表示同意，俞鸿钧在“请示”蒋纬国并得到蒋纬国同意后也表示同意，因此这两人被释放出来。顿时，外面的日侨们一起欢呼，相反的，上海市民们则惊诧得不敢相信，随后，这种震惊迅速变成了愤怒：“又向日本人妥协让步了！”
“支那猪！哈哈！”日侨里有人用生硬但充满极度得意的汉语腔调高喊侮辱性词语。
“他妈的！打死小日本！”市民们里有人叫喊起来，紧接着，几块石头从市民们人群里飞向日侨们。
日语的惊怒叫声中，日侨们立刻还击，几十块石头从日侨们人群里飞向上海市民们。
“打死小日本！”市民们的怒火爆发了，人群吼叫着，石头如雨点般飞向日本人。
“大家冷静！冷静啊！”杨虎叫苦不迭地拼命喊话呼吁人群克制，混乱中，一块不知道是从日本人那飞来的还是从中国人这飞来的石头结结实实地正中他脑袋，顿时把他额头砸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整个人狼狈不堪地慌忙躲避离去。
双方人群的情绪彻底失控，先是互相扔石头，继而面对面蜂拥而上，怒吼声、惊呼声、痛喊声、叫骂声…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双方几千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打群架混战，拳脚齐上、棍棒乱舞、鲜血迸溅，不断有人受伤倒地。
“我靠！”机场里，蒋纬国看傻眼了。
“建镐，我们该怎么办？”郑洞国、丘之纪、黄百韬、张灵甫等军官一起看着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蒋纬国。
“废话！上啊！帮我们的同胞！”蒋纬国毫不含糊，“快上！”
“建镐！”郑洞国急切地补充道，“枪里装子弹吗？”
“不装！”蒋纬国干脆地道。士兵们要是枪里有子弹，事情就“闹大了”。蒋纬国其实并不怕把事情闹大，只是不想提前爆发战役而已，如果一下子打死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日本人，日军高层可能会判断“上海有变故”，继而可能提前增兵上海，那国军在上海战场上就没法干脆利索地先发制人且旗开得胜了。上海日军现有三四千人，蒋纬国用几十吨炸药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他们，但如果日军一下子来个几千上万甚至几万人，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上！快上！”军官们喝令着，第128团的士兵们纷纷挥着没子弹的枪械冲入群架现场，抡起枪托分开战成一团的日侨们和市民们。官兵们在执行“劝架”人物时肯定偏护本国同胞，加上仇日情绪，因此不少士兵抡起枪托劈头盖脑地殴打日侨，把一些日侨打得满脸满面是血。
“嘘！嘘！嘘！”尖锐的哨声和嘈杂而沉重的脚步声中，一面太阳旗出现在不远处路口，一队日本海军驻沪陆战队军人在急匆匆地奔跑过来。“不好！”看到这一幕的郑洞国暗暗叫苦，他急忙喊道，“快通知翻译军官！上去告诉那些日军，我们枪膛里没有子弹！我们没有开火！”
郑洞国之所以叫苦，因为现场局势太容易产生“误会”了：到处是互相殴打、奔逃着的日侨，地上已经流了不少血，一些日侨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中国军人们抡着枪在“镇压”日侨，虽然枪里没有子弹，但跑来的这些日军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本国侨民遭到武装欺压。一旦发生误会，首先，事情彻底搞大了，变成双方军人开火的战斗，其次，要是真的开火了，第128团要吃大亏了，并且是很冤枉、很窝囊的一个亏，对方军人荷枪实弹，而己方军人“银样蜡枪头”，手里拿着枪，但枪里没子弹，却还要被对方军人当成是手里有枪、枪里有子弹。
尽管郑洞国已经有先见之明，但“误会”还是发生了，日军队伍里几个情绪过于激动的士兵看到己方敲门被中国军人“欺凌镇压”，再加上日军基层官兵和日侨们一样都极度“仇华”，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直接开枪射击，瞄准的是现场的第128团官兵，有五个官兵中弹，身上绽放开血花。这五个官兵算是第128团对日的第一批受伤者，但受伤得有点“不明不白”。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军的三八式步枪虽然精确高、射程远，但杀伤力确实不是特别强劲（因为该枪子弹穿透力很大，在射入人体后不太会翻滚搅动从而大幅度地破坏人体组织），因此这五个官兵有两人伤势较重，另外三人都没有太大的性命之忧。
这起差点儿就演变成中日军队在上海正式交火的事件因为中方克制忍让（其实是枪里没子弹，如果有子弹，估计官兵们肯定有人开火还击）而没有扩大。虽然双方高层态度愈发激烈地针锋相对，但确实是有惊无险地缓和过去了。
蒋纬国如释重负，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万一今天就开战，六天后才能展开爆破行动，六天时间足够日本人调遣一个旅团到上海了，并且，上海原有日军也会因此而提高战备警惕。
“该死的小日本，这么嚣张，咋不上天呢？放心，过几天，哪怕你们不想上天，老子也要送你们上天！上西天！”蒋纬国恨恨地想道。
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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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本田少将冷冷地打断俞鸿钧的话，“谁说这里是事发地点？也许是你们士兵在别处打死我方侨民，然后把尸体拖到这里来，从而伪造现场、推卸责任！”
“不错！”冈本季正振振有词，“被贵方无端逮捕的我方二人和被贵方无端打死的僧人，都是无辜的良善侨民！他们何错之有？何罪之有？为何要被囚禁、被杀害？而你们又以什么名义和理由对其进行囚禁和杀害？”
“郑团长！”杨虎显得十分怫然不悦地看着郑洞国，“为什么这样做？”
郑洞国辩解道：“我们看到这五个人形迹可疑地在机场附近转悠，就想进行调查和问话，那两个中国人的身上被搜出了间谍器材，证据确凿，他们也承认他们是受雇于日本人来刺探虹桥机场我方驻军情报的，另外，他们还招供那两个日本人是他们同伙，至于那个日本和尚，我们要求他过来接受问话时他却撒腿逃跑，我们命令他停下，但他置若罔闻，所以我方开枪，本打算打腿的，但不小心打中了他的腰部，造成他意外丧命。”
“这些都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罢了！根本不足为信！”本田少将不屑一顾。
“是的！”冈本季正立刻帮腔，“那两个中国人说了什么，都空口无凭，根本不能说明我方被扣押的两个侨民在从事间谍活动，至于那位僧人，他可能只是受到惊吓加上语言不同，所以惊慌逃离，结果被你们野蛮杀害！”
“本田将军、冈本先生，你们这样一口咬定，未免太武断了吧？”俞鸿钧神色冷淡，“事情真相究竟如何，需要贵我双方展开联合调查，还可以邀请第三方进行监督，黑是黑白是白，一切犹未可知，贵方就迫不及待地把责任都推到我方的身上，不得不令人产生别样猜测啊！”他话中带着一丝轻微的但又很明显的讥讽。受到蒋纬国“蝴蝶效应”的影响，中日战争虽然还是“如期”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正式爆发，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已经跟原先历史上的那场八年抗战有着不小的差别，比如，平津和河北省没被日军轻易得手，日军在平津战役中一败涂地，损兵折将万人，眼下的平津会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虽然中国陆军在地面上撑不住日本陆军的疯狂进攻，但中国空军在天空中表现神勇、斩获丰厚，打得日军航空兵灰头土脸，因为“开局很好”，所以中国各界的“惧日情绪”和“忧虑情绪”都相应地随之降低了很多，这种整体氛围落实到俞鸿钧这样的个人个体身上，自然而然，他面对日本人时腰板硬气不少。
“俞市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冈本季正气急败坏，“事实就在眼前，你们居然还想抵赖不承认？”
“冈本先生，贵方到底想怎么样？”俞鸿钧有点不耐烦。一个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再怎么不耐烦也不得不强颜欢笑，但一个强者（或是自认为强者的弱者）面对强者的蛮横时，不耐烦就直接不耐烦了。
“哼！”冈本季正单刀直入，“第一，贵方必须立刻释放被贵方无端逮捕和囚禁的我方侨民；第二，贵方必须出资厚葬我方遭戕害的那名宗教人士；第三，贵方必须要向我方公开道歉；第四，贵方必须惩办开枪杀人的军人和下达开枪命令的军官；第五，贵方必须就此事进行赔偿；第六，贵方在虹桥机场一带的驻军的人数、装备、驻军地点必须要受到我方限制；第七，贵方必须在该地区撤除所有的防御工事；第八，虹桥机场的防卫事务由双方共同负责；第九，在以虹桥机场为中心的上海市沪西区（长宁区）境内必须要设立由我方主导监查机构，密切调查本区内是否存在排日反日的民间势力或组织，发现后，我方有权将其取缔；第十…”
蒋纬国听得想笑，他想笑的原因是无需多言的，同时，他还为另一件事想笑：这究竟算怎么回事？中日两国的军队明明已经在华北前线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但在上海这里，双方好像还是正常邦交国一样。在平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共戴天，在上海，中国人和日本人居然还“相安无事”（虽说并非和睦相处，但也不是见面就要拼命）。之所以造成如此怪异的情况，一是中国没有对日宣战，只是开战，并且仅仅是局部开战而已，二是日本没有对华宣战（具体原因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因此两国还处于“正常邦交状态”，东京有中国驻日大使馆，南京有日本驻华大使馆。双方各有各的顾忌，所以，虽然都恨不得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磨刀霍霍的动作只放在台面下，台面上依旧笑里藏刀地互相应付。另一方面，在华北、平津前线，日本主动进攻、中国被动防御，但在华东、淞沪前线，则是中国主动进攻、日本被动防御（起码在初期是这样）。俞鸿钧、杨虎等人与本田忠雄、冈本季正等人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时，蒋纬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心知肚明没必要继续浪费口舌，反正过几天后国军就要拿上海的这帮小日本开刀了，跟快死的人还较什么劲？
实际上，蒋纬国并不在双方争执现场，他在隔壁房间里，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因为中宣部、《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官方宣传机构和官方喉舌媒体的大肆宣传，搞得蒋纬国“名满天下”（没办法，他的大幅照片连续好几天都是官方媒体报纸的首页头条），再加上他是蒋二公子，树大招风，如果在上海这边公然露面，确实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在日本人面前，更会带来麻烦，日本人肯定会通过蒋纬国出现在上海而进行情报推测。
这件事随即让蒋纬国吃了一惊，他吃惊的是：在民国这种没有网络、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的年代，新闻传播消息却比后世还快（也许是因为“更自由”的原因）。当双方高层还在为这件事互相扯皮的时候，《申报》、《大公报》等著名报社的上海分社已经在下午紧急刊发了专门报道这起“虹桥机场事件”的号外（号外是报社为报道重大突发事件而临时印发的新闻报纸），事件在当天中午就传遍了上海，一时间，整个上海人尽皆知，闹得沸沸扬扬。
下午两点多，上百名在沪的日本侨民聚集在虹桥机场门口，情绪激动地高呼各种口号。虽然蒋纬国跟众官兵都听不懂日语，但也差不多明白，这些日侨无非就是在抗议中国军队“滥杀无辜、乱捕乱抓”。眼下，中日两国在实质上已经是交战国、敌对国，虽然两国高层为了深层目的而“一边全力动手一边继续保持笑脸”，但两国基层民众的思维是直线的，都知道本国军队正在华北前线与对方国家的军队打得死伤无数，两国报纸从七七事变开始就在连篇累牍地报道着华北战事，虽然新闻报道的宗旨是“客观、公正、准确”，但撰写新闻内容的毕竟是人，人是有感情的，所以字里行间都会带上倾向于本国的感情色彩，自然而然，两国基层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敌对情绪早就被鼓动得极度高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虹桥机场事件肯定是不可能像正常意外事件那样处理了。
聚集在虹桥机场门口的日侨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多，增多的数量和人增多时的速度让蒋纬国有九成九把握能够肯定背后是有人在组织操控，到三点多的时候，已有千余名日侨，把虹桥机场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叽里呱啦、声嘶力竭、群情激奋地喊着各种日语口号，事态大有一发不可收拾和随时失控的趋势。“快！”杨虎闻讯后急忙命令郑洞国，“快让你的部下把枪膛里的子弹都给我退了！”
“这…”郑洞国有点迟疑，他明白杨虎的用意，但感到犹豫，因此望向蒋纬国。
“杨钧座，有必要吗？”蒋纬国不大乐意，“这里是中国国土，我们是中国军队，况且，虹桥机场不是日租界，而是我军的军事设施，是军事禁区，如果外国人冲击我国的军事禁区，我军开枪是天经地义的。”
“二公子，你别开玩笑了！”杨虎冷汗涔涔，“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军队是不能对平民开枪的！”
“那些是日本平民！”
“对啊，正因为是日本人，所以更麻烦呀！”
“万一他们强闯机场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蒋纬国略微讥讽道。
“组成人墙来阻挡，顶多顶多用枪托木棍什么的，开枪是万万不行的。”杨虎焦躁不已，他知道蒋纬国可以有恃无恐，他自己是做不到的，并且，上海真出什么事，背黑锅的就是他。
蒋纬国虽然对杨虎这种“怕事作风”很不以为然，但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把事情闹得太大的，确实“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地道还没挖好，现在就开战，会打乱全盘计划。打定主意后，蒋纬国对郑洞国点点头：“桂庭大哥，杨军座言之有理。”
郑洞国也点头：“嗯，我明白了。”他随后出去下达了“全体官兵退子弹”的命令。
尽管杨虎、郑洞国、蒋纬国因为不同原因而进行了忍让克制，但事与愿违，事情还是失控得一发不可收拾。当日侨们把虹口机场大门围堵得水泄不通时，越来越多的闻风出动的上海市民也朝着这边赶来，声援本国军队。虹桥机场事件已经传遍全上海，上海市民们坚信不疑这起事件又是日本人在找茬挑衅，上海日侨们则深信不疑这起事件“又是支那人在逞凶滋事”，受到战争刺激，日本民众群情激奋，中国民众同样群情激奋，陆续好几千上海市民抵达至虹口机场大门外，大部分都是热血的青年学生，也有很多同样热血爱国的市民。现场立刻笼罩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极其浓烈的敌对气氛中，集会的日侨们和集会的中国民众列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起初各喊各的口号，然后是互相对喊口号，最后发展成互相对骂，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汉语日语的骂声浪潮。
“大家都冷静点！”杨虎急忙出面，对赶来的上海市民们发表讲话，“大家要相信政府！这件事，政府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杨将军！我们不能再后退！”一个男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地道，“不能再对日本人妥协！宋哲元将军、薛岳将军、汤恩伯将军、杜聿明将军他们已经在华北跟日本人浴血奋战，捍卫国土和国家主权，为什么我们在上海却还要继续对日本人忍气吞声？”
“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把日本人都赶出上海！赶出中国！”“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已经在全面侵略我们中国，我们居然还跟他们共处一地，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岂有此理！”“平津的同胞们要是知道我们上海人还跟日本人相安无事，会是何等的齿冷心寒？”“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地抗击日寇！为什么平津已经抗战，上海却还一片歌舞升平？”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反问杨虎，越说越激动。
“这个…”杨虎哑口无言，因为造成这种怪异现状的原因确实不太好回答，更何况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解释。
说话间，几个日本人从虹桥机场内冠冕堂皇地走出，其中两人就是被扣押的日本间谍。放了这两人，是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之一，杨虎表示同意，俞鸿钧在“请示”蒋纬国并得到蒋纬国同意后也表示同意，因此这两人被释放出来。顿时，外面的日侨们一起欢呼，相反的，上海市民们则惊诧得不敢相信，随后，这种震惊迅速变成了愤怒：“又向日本人妥协让步了！”
“支那猪！哈哈！”日侨里有人用生硬但充满极度得意的汉语腔调高喊侮辱性词语。
“他妈的！打死小日本！”市民们里有人叫喊起来，紧接着，几块石头从市民们人群里飞向日侨们。
日语的惊怒叫声中，日侨们立刻还击，几十块石头从日侨们人群里飞向上海市民们。
“打死小日本！”市民们的怒火爆发了，人群吼叫着，石头如雨点般飞向日本人。
“大家冷静！冷静啊！”杨虎叫苦不迭地拼命喊话呼吁人群克制，混乱中，一块不知道是从日本人那飞来的还是从中国人这飞来的石头结结实实地正中他脑袋，顿时把他额头砸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整个人狼狈不堪地慌忙躲避离去。
双方人群的情绪彻底失控，先是互相扔石头，继而面对面蜂拥而上，怒吼声、惊呼声、痛喊声、叫骂声…震耳欲聋、人声鼎沸，双方几千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打群架混战，拳脚齐上、棍棒乱舞、鲜血迸溅，不断有人受伤倒地。
“我靠！”机场里，蒋纬国看傻眼了。
“建镐，我们该怎么办？”郑洞国、丘之纪、黄百韬、张灵甫等军官一起看着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蒋纬国。
“废话！上啊！帮我们的同胞！”蒋纬国毫不含糊，“快上！”
“建镐！”郑洞国急切地补充道，“枪里装子弹吗？”
“不装！”蒋纬国干脆地道。士兵们要是枪里有子弹，事情就“闹大了”。蒋纬国其实并不怕把事情闹大，只是不想提前爆发战役而已，如果一下子打死了几个、十几个、几十个日本人，日军高层可能会判断“上海有变故”，继而可能提前增兵上海，那国军在上海战场上就没法干脆利索地先发制人且旗开得胜了。上海日军现有三四千人，蒋纬国用几十吨炸药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他们，但如果日军一下子来个几千上万甚至几万人，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上！快上！”军官们喝令着，第128团的士兵们纷纷挥着没子弹的枪械冲入群架现场，抡起枪托分开战成一团的日侨们和市民们。官兵们在执行“劝架”人物时肯定偏护本国同胞，加上仇日情绪，因此不少士兵抡起枪托劈头盖脑地殴打日侨，把一些日侨打得满脸满面是血。
“嘘！嘘！嘘！”尖锐的哨声和嘈杂而沉重的脚步声中，一面太阳旗出现在不远处路口，一队日本海军驻沪陆战队军人在急匆匆地奔跑过来。“不好！”看到这一幕的郑洞国暗暗叫苦，他急忙喊道，“快通知翻译军官！上去告诉那些日军，我们枪膛里没有子弹！我们没有开火！”
郑洞国之所以叫苦，因为现场局势太容易产生“误会”了：到处是互相殴打、奔逃着的日侨，地上已经流了不少血，一些日侨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中国军人们抡着枪在“镇压”日侨，虽然枪里没有子弹，但跑来的这些日军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本国侨民遭到武装欺压。一旦发生误会，首先，事情彻底搞大了，变成双方军人开火的战斗，其次，要是真的开火了，第128团要吃大亏了，并且是很冤枉、很窝囊的一个亏，对方军人荷枪实弹，而己方军人“银样蜡枪头”，手里拿着枪，但枪里没子弹，却还要被对方军人当成是手里有枪、枪里有子弹。
尽管郑洞国已经有先见之明，但“误会”还是发生了，日军队伍里几个情绪过于激动的士兵看到己方敲门被中国军人“欺凌镇压”，再加上日军基层官兵和日侨们一样都极度“仇华”，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直接开枪射击，瞄准的是现场的第128团官兵，有五个官兵中弹，身上绽放开血花。这五个官兵算是第128团对日的第一批受伤者，但受伤得有点“不明不白”。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军的三八式步枪虽然精确高、射程远，但杀伤力确实不是特别强劲（因为该枪子弹穿透力很大，在射入人体后不太会翻滚搅动从而大幅度地破坏人体组织），因此这五个官兵有两人伤势较重，另外三人都没有太大的性命之忧。
这起差点儿就演变成中日军队在上海正式交火的事件因为中方克制忍让（其实是枪里没子弹，如果有子弹，估计官兵们肯定有人开火还击）而没有扩大。虽然双方高层态度愈发激烈地针锋相对，但确实是有惊无险地缓和过去了。
蒋纬国如释重负，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万一今天就开战，六天后才能展开爆破行动，六天时间足够日本人调遣一个旅团到上海了，并且，上海原有日军也会因此而提高战备警惕。
“该死的小日本，这么嚣张，咋不上天呢？放心，过几天，哪怕你们不想上天，老子也要送你们上天！上西天！”蒋纬国恨恨地想道。
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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